文:閭丘露薇
與Jonathan Kaufman 對談
在新聞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之後, Jonathan Kaufman成為了一名新聞教育者,他目前是美國東北大學新聞系總監。作為一名普立玆得獎者,他曾在不同媒體工作,包括《波士頓環球報》、《華爾街日報》以及彭博新聞社,從事國際新聞以及國內新聞報導。
閭丘:你做了這麼多年記者,現在成為新聞教育者,過往你不斷強調媒介素養(Media Literacy)的重要性。在這個資訊時代,為何你認為媒介素養的問題越發重要?
JF:十年前資訊傳播仍是使用舊模式,我們作為新聞媒體的記者、編輯和製作人,由我們來選擇和製作新聞,然後提供給公眾。我們是守門人的角色,作選擇和決定。但是過去十年,互聯網發展快速,我們已經無法控制人們如何去選擇新聞資訊,如何去選擇訊息來源。身為專業新聞人製作的新聞報導,必須和假新聞、偏向性很強的資訊放在一起,展現給公眾。所以我認為媒介素養越來越重要,因為如今需要依靠資訊消費者自己來選擇。
圖:VCG
對報紙讀者、電視觀眾、社交媒體使用者來說,需要自己思考,不僅僅是獲取的資訊是否真實準確,還要考慮自己是否獲取了足夠多的資訊,這些資訊是否能展現一個真實世界,觀點是否多元,是否聽到了各種觀點。我認為原本在守門人身上的壓力,已經轉嫁給消費者自己,轉嫁給那些想要獲取自己想要的資訊的人們身上。
閭丘:在這樣的情況下,你認為誰應該承擔起教育公眾,提升公眾媒介素養的責任?
JF:我是大學教授,認為大學有這樣的責任。但是同時我也認為,這是每個公民應該承擔的責任。
小時候我在紐約長大,父母從小教我一種觀念,在出門之前必需讀報紙,因為你必須知道,外面的世界發生了甚麼。就好像你不會不刷牙就出門,不會貿然見一個你絲毫不了解的人。作為一個公民,需要養成一種習慣,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甚麼事。我們作為教育者需要教育公眾,這是非常重要的,媒體也需要把這樣的資訊和觀念傳播出去,但是最終還是公眾自己做決定和選擇,這是不是有價值的事,需要做的事。就好像身為公民,他們需要選擇是不是應該禮貌對待別人,是不是應該接受教育。
圖:VCG
閭丘:到底如今是這樣的觀念還沒有普及到足夠多的公眾,還是其實觀念一直都在,只不過公眾不在乎呢?
JF:我想現在還處於剛剛起步,需要公眾建立起這個意識的階段。我們可能低估了過去10年資訊傳播和接收的戲劇化轉變,令這個世界發生巨大變化。現在人們才開始意識到,虛假新聞、社會兩極化帶來的後果,至少美國是如此。
很不幸,在經歷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之後,人們才開始意識到這一點,但是變化總是需要這樣的一個過程。人們意識到問題的存在,當然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尋找解決方法,但是我相信,如果轉變如此劇烈,對於新聞業帶來的會是革命性的改變。如果我們回看歷史,我們都是看到問題,然後解決問題。而現在,我們正處於這種狀態的過程當中。
閭丘:假新聞、虛假資訊,其實都不是新興事物吧?謠言,還有宣傳,這些都有悠久歷史。一些人刻意利用這些資訊去操控他人,尤其是公眾所做的選擇。為何大家突然之間覺得好像是剛剛出現的現象呢?
JF:因為我們的社會有很多事情出現了系統性的改變。謠言確實一直存在,宣傳和假新聞都一直存在。但是這些總和大眾存在一定的距離,很多人可以做到對這些選擇視而不見,不受影響。但是現在有了手機,這些資訊可以無時無刻出現在你的手上,而且操控資訊也變得越來越有效。有點像當年電影的出現,很多人擔心會不會被電影影像欺騙。因為使用技術和抗衡技術帶來的操控兩方勢力並不平衡,前者要比後者快,才會有如此多的擔憂。
加上現在資訊傳播如此之快,是過去無法想像的。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,有一位屬於極端右翼陣營的親戚,他總是要我看一些右翼陣營的觀點和報導。那時候,他需要把相關文章剪下來,放進信封,寄給我。而我當時可以選擇打開看或把信放到一邊。但是現在,人們被各種資訊轟炸,全都是即時的,人們都沒有花時間停下來,問一下自己,看到的是否真實。
圖:VCG
我曾經在課堂上和學生分享一件事。某年夏天我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,和一位非常著名的巴勒斯坦學者在西岸交談。他告訴我,每天回到家後,他的妻子會衝到門口問他:「你聽到這樣的新聞嗎?以色列又轟炸了我們的醫院和學校,殺死了我們的同胞和孩子,他們甚至向我們的同胞下毒。」於是他問妻子,這些信息哪裏來的?她說:「Facebook。」他再問:「你有沒有Google一下,來看看是否真實?」這不是一個複雜的動作,只不過Google一下,看看主流媒體比如BBC,CNN等有沒有報導。
我想現今的問題在於,人們收到別人發給他們的資訊之後,不會去核實,而是非常着急地要跟其他人分享。有些時候,一些人是刻意這樣做的,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資訊混亂。此舉和宣傳相似,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。
閭丘:以前要告訴別人或指出假新聞,非常簡單,可以把主流媒體作為參考坐標。比如主流媒體是如何報導的,以及是否有該報導。但是現在普遍有一種心態是,有些人甚麼都不相信,包括主流媒體,他們認為媒體都是有目的和傾向性的,不承認新聞室有標準和原則。這樣就很難展開討論。
JF:是的。大家需要接受一個現實,就是有一部分人拒絕接受任何和他們觀點不同的資訊。這和假新聞無關,而是關於我們不喜歡的新聞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政客利用人性的這個特點是非常有效的。在俄羅斯、美國,還有中國,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。說到底還是要靠公眾自己決定是否需要核實一些資訊。核實並不是很難的事情,關鍵是人們願不願意去做。
閭丘:我們來談談關於新聞系學生的教育問題。我自己做了二十年記者,現在開始在大學教書。雖然才幾個月,但是我有很多困惑。學生對技能更有興趣,但是對很多理論性的知識便非常抗拒。作為一個過來人,我明白對一個記者來說,技能是可以很快、很容易掌握的東西,理論就是基礎,需要花時間學習和積累。不知道你有甚麼看法?
圖:VCG
JF:我認為學生在大學必須學習歷史,學習科學,來讓自己有強勁的肌理。在採訪的時候,當一件事件突然發生,便有能力停下來想一想,想到自己在大學的歷史課或科學課上學到的知識,讓自己深入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。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當然我理解學生需要找到工作,但是四年的大學時光,你花了錢,全職學習,全職思考,這是你的優勢,需要好好把握。一旦離開了大學,就需要考慮比如如何賺錢,如何找到住處,如何讓你的上司滿意,如何完成一件工作等。所以應該好好利用大學的時光,在四年裏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,擴展自己的思路,因為最終新聞的判斷能力,是需要智力的。
閭丘:但是很多新聞學院似乎更在乎教學生一些技巧實務。
JF:是的,但我認為,比如在美國東北大學,我們把數碼技能和傳統價值結合。傳統價值從來沒改變,要公平,客觀,盡量和較多的人交談,好好講故事。雖然講故事的方式,故事展現的結構會不同,但是新聞的價值和倫理從來沒改變過。我們當然要讓他們明白這點。
懂得用相機,懂得如何在網上查找資訊,這只是成為記者的第一步而已,對於記者來說,重要性可能只是排在第四、第五位。
對於記者來說,最重要的是,有做調研的能力,能用公正的態度和不同的人交談,並且表達出來。在大學裏學到的技能,可能過五年後就落伍了。技術當然需要學,但是伴隨記者整個事業的,是學到的價值和倫理,講故事的能力,以及公平。
圖:VCG
我們有很多畢業生,很多實習生,僱主不停告訴我們,他們需要的是能夠寫好故事,能夠做好採訪的員工。僱主當然也希望員工懂得利用社交媒體,使用各種工具,但是最終,他們希望員工有一個核心價值,因為只有這樣,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記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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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節選並改編自《新聞的堅守——香港浸會大學普立玆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全記錄》
《新聞的堅守——香港浸會大學普立玆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全記錄》
作者:閭丘露薇、李文、黃煜
出版社:商務印書館(香港)
出版時間:2019年11月
(點擊書封,了解詳情)
責編:Zero Cheung
July 03, 2020 at 09:23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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